新来的那一个。家属己农转非，很快要进城，非三室一厅，不住。”当权者是这种口气，当权者的家属更是这种口气。我们让房未尝不可。“他住五楼，每日上上下下，不怕吃亏。”我为王主任着想。“一楼老张搬五楼，他住老张那套。”她回答干脆。“老张与他同样年纪，他难上，她就不难上？”我奇怪，我问。“老张是一般干部。”她答。我哑了，我又想，三室一厅的不是还空着两套吗？只挂了两位副主任的名。其中一位副主任还一再声明，他不要，他妻子单位有房。可是，就偏要给他留着，空着。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天天叫喊着清房查房，不准两头占房，不准多处占房，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，难道不知道？

我越想越糊涂，不等我想明白，突然接到省作家协会通知，我的中篇《小甲鱼的“阿姨”》入选《湖南中篇童话集锦》第二辑，出书在即，速去长沙定稿。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她催我快走，让房之事，她来应付。我想：也只能这样。我不是她单位的人，不便出面说话。唉唉！谁叫中国的文化单位都这么穷，不然，我就不会寄人檐下。临别时，她顽强地对我说：“我不能让你失去书房！”

我进入创作，就忘记一切，等我把作品定稿，这才想起家中换房的事。我赶忙给她挂长途，通了，一听，传过来的声音不像过去那样清脆、甜润、柔和，而变得嘶哑、粗重、苦涩。我问：“你病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情况如何？”“没什么，你安心写作吧！”“你的声音为何嘶哑？你不讲真话，我不会安心。”话筒里一片空白，我正欲追问，她答话了：“他俩轮番威吓我，我和他俩干架了。”

他俩？！他俩都是副主任，可他俩都不安于现状，都想坐正主任的位子。而正主任是功臣，是劳模，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。尽管他俩在背后发起多次袭击，都无法动摇他的位子。凭良心讲，这位正主任是天下少有的好人。我写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、散文、通讯，反映他心系农民、心系农村、心系农业的感人事迹，提倡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。他俩早对我暗怀不满。这次，他俩利用换房，一箭双雕：制造我对正主任的意见，把新来的王主任笼络到他俩一边。一场权力之争。我们夫妻成了这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。

可惜。我没有权力。如果我有权力，他们也不敢这样为所欲为。平时，我讨厌权力这东西。此时，我觉得权力比什么都重要，创作、文章，根本不能比拟。我第一次感到后悔，当初，我为何不去从政。只要学一点阴谋诡计，我攫取的权力，职位，绝对要高出这些人。可惜，权到用时方恨少。

我没有权力，我想借助权力，以无私的权力制服贪婪的权力。我要给关心人才，爱惜人才，对我一直给予关怀的a副省长写信反映。她反对。“一省之长，忙着呢！不能老是给他添麻烦。天塌地陷，有我在前面顶着。你只管埋头创作！”“嗨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埋头创作！”“你要不是埋头创作，我就不会爱你。我爱的就是你这种事业心。”

话语铮铮，掷地有声。字字不假，句句是真。我们相恋时，有位副书记，想要她做儿媳妇，用工作相威胁，用金钱相利诱，十九岁的她，甩掉金钱，不要工作，不顾一切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为了爱情，抛却一切，值得。可眼下为了这房子，再让她承受沉重的压力，值得吗？我作为丈夫，不能保护她，反而给她增加压力，称什么男子汉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远看三步棋，深望三尺水。让房！阿q是农民，我是农民的儿子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拾起了阿q精神。

当我们搬进西晒的房子，当我们失去书房的时候，她难过。但她又安慰我：只要奋斗，书房会有的，好日子也会有的。

一波过去，一波又起。

1983年10月11日，从小和我一起捉鱼捞虾，一起放牛割草，共经磨难的妹妹美珍，被大队党支部书记逼死。也是因为我讲真话造成的苦果。我看不惯这位党支部书记倚仗权势，横行乡里的行为，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。对此，他怀恨在心。他奈何不了我，就对我妹妹借机报复，逼她于死地。事情发生后，我痛不欲生。我当然要告状。这下，触动了他的庇护伞。于是，对我施加压力。去你娘的！我豁出来了。我写状纸，她给我抄；我东奔西走，她伴我不离；我瘦得皮包骨，她熬鸡炖鱼为我补充营养。在中国，乘车难，用电难，上学难，就业难，千难万难，莫过于告状难。结果，笔写干，腿跑断，这位党支部书记仅受到撤销职务的处分。官司是赢了？还是输了？我哭笑不得。她劝我：“如今哭笑不得的事情太多。身体要紧，想开点。”

我不能沉默。这是我的性格。整党会上，我对邪恶势力的庇护伞放了一小时重炮。有好心人连忙将此事告诉了她，要她劝阻我，管住我，少说为佳，免得日后穿小鞋。她说：“为了说真话，失去名利，失去飞黄腾达，毫不足惜。历史会对说真话的人给予奖赏。”

有这样的妻子，我感到幸福，感到自豪。